下午3点，孔宣（化名）还在睡觉，母亲多次催促后才终于起床，一脸倦容――这是他这么多年来每天的生活，吃饭、睡觉，一成不变。
自从2007年，在戒毒所强制戒毒时被查出患有艾滋病后，孔宣便不再想工作，也不想与人交流。已经54岁的他依然得靠母亲的退休金和杂货店的营生来维持生计。除了母亲，没有人知道他的病，包括他的已经26岁的儿子。
在别人还不知道他身上的“标签”时，他已经失去了面对自己的勇气。他曾想过自杀，可连自杀的勇气也没有了。他说，如今，自己什么都不怕，只希望能陪在母亲身边，直到最后一刻，“不管是我，还是我妈”。
清贫的生活
在黄土坡立交桥旁，普吉路与学府路的交叉口正在进行着拆迁，蓝色的围挡，空置的楼房，似乎预示着这里即将被夷为平地。一家杂货店坐落在街角，显得十分冷清。
冷柜中摆放着剩饭剩菜，立柜上生锈的闹钟、口缸，除了柜台内摆放的香烟可以看出是正在营业以外，它更像是一个废弃的店面――这就是孔宣住了近30年的家。
昨日15时许，记者来到孔宣家时，他还在睡梦中。孔宣的母亲李奶奶说，那么多年以来，孔宣几乎都是睡了吃、吃了睡，每天晚上天一黑就睡觉，上午10点左右才起床，白天不是在院子里晒太阳，就是继续睡觉，“他很早以前不这样，估计跟这个病（艾滋）有关。”
在李奶奶的一再催促下，孔宣懒洋洋地起了床。一脸疲倦的孔宣穿着漏脚趾的拖鞋，宽大的衣服挂在他的身上显得很不合身。对于生活，他不愿多谈，一个问题要反复询问多遍，他才作答。
“现在就这样吧，对于生活，我做不了什么，也没什么要求，过一天是一天。”孔宣说，自从大哥独立搬走后，家中就剩下患有精神疾病的二哥和88岁的母亲，全家的开销仅靠母亲800元的退休工资，以及杂货店每月大约500元的收入。生活费不够用时，他会和二哥去离家1公里的三宝农贸市场里，捡菜贩子留下的“扫街菜”。
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着，他没有更多怨言。
仅存的依靠
当谈到艾滋病时，孔宣显得非常局促，四下环顾后，他才勉强说：“除了我妈没人知道，我也不敢让其他人知道。”听到孔宣说起自己的病，李奶奶眼睛泛红，嘴里重复着“我们可怜啊……”
如今的孔宣身材瘦弱，两眼无神，头发根根直立，但高鼻梁、尖下巴、大眼睛的模样，还是能依稀看出当年的影子。
1988年，孔宣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儿子。然而，成家并没有让他发奋，与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的孔宣染上了毒瘾，工作也丢了。1996年，妻子离他而去，儿子也判给了妻子，只剩下他一人。
之后，孔宣开始注射毒品。据他回忆，艾滋病可能就是那时候染上的。在那段时间里，每天找母亲拿钱、买毒品、吸毒、睡觉、吃饭成为了他的生活，家里条件也随之越来越差。
2007年，孔宣终于通过强制戒毒戒掉了毒瘾，而在吸毒期间，他已经进过戒毒所3次了。戒毒成功的孔宣，决定重新找工作，并与带他吸毒的毒友们彻底断了联系，却没想到，正常生活已离他越来越远――在进行强制戒毒的过程中，孔宣被检查出HIV呈阳性。“戒毒前，想工作，想恢复正常，听说前妻条件不好，还想把儿子接过来，但得了这个病，什么都没有了。”
得病后，孔宣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开始不想工作，不想与人沟通，睡眠时间逐渐增加。维持生计的担子，也全都落在了母亲身上。
1989年时，孔宣的父亲去世，作为家中的小儿子，他顶替父亲在搪瓷厂工作，每个月工资约80元，在当时已算是不错的条件。
“那会儿其实还有梦想，就想攒钱买辆自行车。”说起过去、说起梦想，孔宣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但一闪即逝。他没有想到，曾经只需要攒半年的钱就能实现的梦想，竟然拖到了5年之后。“钱都买毒品了，直到平均工资到700元左右，我才有钱买自行车。那会儿自行车也是400元。”直到现在，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依旧放在他那不足15平米的房间里。
虽然每天的睡眠时间都超过14个小时，但孔宣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孔宣说，虽然睡觉的时间很多，但睡眠并不好，经常睡不着。“睡不着时，我也会想想，当年我没有吸毒，未来我会怎么样，也许可以搬进新家吧……”
除了对过去的后悔，孔宣在无聊的时候也曾对生活产生过幻想，“比如中个500万，买车买房，但醒来后，口袋里连买彩票的两元钱都没有。”
如今，孔宣每天醒来，只能在周围走走，他的活动范围始终不超过半径1公里，最远就是走到黄土坡的公交车站。
2年前，住在孔宣家旁居民楼里的年逾七旬的代爷爷成为了孔宣得病后的第一个朋友，然而，对于这个年龄相差约20岁的“朋友”，孔宣却知之甚少。
“他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走，陪我喝两杯 。”孔宣说，代爷爷独自一人居住在黄土坡，没有亲人，平日里叫他喝酒，也只是怕寂寞。由于自己不喝酒，孔宣只能在一旁吃菜作陪，代爷爷自斟自饮。有时，代爷爷会问他曾经的故事，但他始终不敢提到自己患有艾滋病的事实。
半年前，黄土坡学府路段开始拆迁，代爷爷搬走了。孔宣又回到了每天在家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一成不变。
仅有的温情
昨日下午，李奶奶在院子里收衣服，身高不足1米5的她要用杆子才能收回晾衣绳上的衣物。而孔宣却坐在小木凳上，享受午后的阳光。
对于这个患有艾滋病的儿子，李奶奶始终很包容，“现在就只有那么一点收入，能过一天就一天吧，他始终都是我儿子，我不管谁管，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房子拆了后，我们去哪住。”
下午5点多时，李奶奶开始做饭。她从冰柜里拿出3天前大儿子送来的卤鱼，深褐色的汤汁，加热后变成了糊状――这是他们当天唯一的荤菜，至少还需要吃3天6顿，孔宣对此没有意见，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食物。家中洗衣做饭的事情，几乎由李奶奶包办，孔宣却始终不想做点什么改变这样的现状，他已经没有勇气面对。
2年前，在街道办的帮助下，孔宣去了团山守自行车，每天都能有几十元的收入，但不到3个月，由于有人怀疑他将收来的保管费占为己有，他就放弃了这份工作。对于得病后第一份工作，孔宣似乎不想多提。孔宣说，尽管这些人并不知道他患有艾滋病，但他依旧过不了心里这关，他只希望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尽管这样的状态对家庭没有丝毫帮助。
说着说着，孔宣沉默了。
最后的念想
“我怎么会怕，我什么都没有，还能怕什么，就连生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不想与人交流，不愿见到陌生人，这些也许是害怕的表现，但孔宣始终不认为自己产生了恐惧，甚至在很多时候，他想过了结自己的生命。
在感染艾滋病的初期，孔宣曾想过以跳楼、吃药等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这样的念头经常在他的脑子里盘旋。但他始终没有勇气，久而久之也就不再想了，过起了随遇而安的生活。
“家里有什么事我也做，只是不想与陌生人交流。”孔宣说，家里其实有很多事都是他做。今年夏天雨季时，他从黑林铺买回石棉瓦修屋顶，半夜用盆来接雨水，原本他也想将家里打扫干净，可母亲不舍得丢弃旧物，所以一直没敢动。
孔宣说，虽然现在日子很苦，但他不怕，只要能和家里人在一起，就知足了。“我现在也没有别的想法，只希望能陪在我妈身边，直到最后一刻。不管是我，还是我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