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N9新型禽流感病毒在中国出现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病毒感染者情况，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也即时发布相关信息，表示会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可见，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全世界在公共卫生领域已经基本实现“因病相连”。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者马克・扎克与塔尼亚・得菲合著过一本题为《因病相连：卫生治理与全球政治》的书，指出目前在世界流行的疾病不少于22种，发展中国家是主要受害者，并且在发展中国家死于传染病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30%。作者强调，国际卫生的相互依赖与合作，不仅有利于医学科学的相互促进，更有利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传染性疾病与病毒的蔓延等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因具有“扩散的跨国性”、“威胁的普遍性”、“治理的多国性”等“非传统”特征，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领域。人类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虽然自身保护与社会发展能力大大加强，但每当一种新型流行疾病突发时，却往往会暴露出各种“脆弱性”。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工业社会之后到来的将是“风险社会”，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普遍问题是“我饿”的话，那么风险社会的普遍问题将是“我怕”。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还特别在风险社会前加了个“高”字，认为在“高风险社会”的全球性危机中，无人可逃遁，无人可负责，无人可做孤岛上的鲁宾逊，人类甚至可能在不断地应对危机中为自己制造新危机。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当新型疾病有流行于世的苗头时，人们总会表现出这样那样的恐惧感，产生种种猜疑、流言甚至骚动。其实，危机防控有规律可循，关键是掌控“三点”：首先是掌控“触发点”，即通过排除自然、技术、社会、国际等诱发因素来预防危机事件发生;如果危机事件已“触发”，那就要通过隔离、处置等手段达到“临界点掌控”，以防止危机全面爆发;如果“临界点”已被跨越，那么就要通过全面治理以实现“转折点掌控”，阻止危机的恶化与次生危机的产生。
由于安全是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所以人们对政府提供安全保障方面有较高的期望值。非典(SARS)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不仅出台了相应的重要法律法规，而且还建立了相应的体制机制与应急预案，中国疾控系统特别是国家流感监测报告网络和实验室能力近年来日臻完善，具备快速应对、防控新病毒的能力。与十年前非典危机相比，这次在疫情的突然袭击面前，中国的应对显然从容多了，彰显出我国政府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成熟。
H7N9新型禽流感病毒的警报尚未解除，笔者认为，当下除了政府启动应急预案，还应以此为契机，尝试针对非常态化危机建立常态化国际联动机制，努力建构安全维护体制与提升安全维护能力，在卫生领域形成一条现代公共外交的新路径。(作者是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